誉和使命是改变一支军队最重要的因素,更是从精神层面强化军队战斗力的良药。
吴绍霆接着看下去,在有了士兵和军官的基础,国防军重要的还是整体实力的提升。
尽管编练国防军是一项长期的、大型的军事任务,可是蔡锷坚持认为一定要在长江战略期间,将一部分国防军投入战场加以磨砺。战场是检验军队的最终考场,蔡锷不在乎国防军能在实战中领悟多少作战经验,要的是通过硝烟和鲜血的洗礼,把国防军的弱点、缺点以及其他所有不足之处都暴露出来,只有这样才能加以改进。
吴绍霆忽然觉得蔡锷所设想的国防军并非是一支新练部队,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军事理念,最终中华民国的所有军事力量都将按照这种理念来衍生和拓展。
在计划书的最后,蔡锷在做出了一系列的预计,包括在三个月之内完成国防军第一师、第二师和第三师的建制,并在十月之前投入长江战略的后期战场。而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,国防军将陆续完成三十个师的编制,再经过一年时间转化大部分地方部队,组建五十个国防师的番号。
看完整个计划书,吴绍霆感触很多,不过他不会全部按照蔡锷的思路来办国防军。他之所以另外筹建与南方联军截然不同的国防军,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组建一支听命于执政府的武装力量,仅仅是要借助国防军的影响力在长江战略结束之后,针对统一南北各省地方武装埋下一个名份。
他不可能让广东、福建这些嫡系部队去扫荡各省不服气的军阀势力,因为粤军、闽军本身是地方武装,在南方的格局里可以任意施展拳脚,可上升到全国层次总是要顾虑的更多。有了国防军这个口实,对地方军阀下手那就顺理成章,一方面消除他吴绍霆的军阀气息,另外一方面也能更加壮大执政府的声威。
他不会走北洋政府的老路子,也不会走未来蒋委员长的老路子,既然有了历史的先见之明,理所当然要规避那些错误。
虽然蔡锷已经东渡日本治病,不过国防军的计划还是一步一步展开,单单前面的路子都需要花大功夫铺垫。几天之后,吴绍霆亲自主持参谋长大会,在商议长江战略的出兵计划之余,也交代了国防军的筹备工作。
从六月下旬开始,南方的声音渐渐从执政府身上转移,很快就有人从重庆的动态上看出南方即将再次拉开战火。首当其冲的湖北人心惶惶,每日电报往来都离不开“危急”之词。而早在六月上旬,国防部定下长江战略的规划之后,不仅重庆有动作,其他地方也在冥冥之中开始按部就班。
四川省的动作最大,省内川军、滇军、黔军、粤军都有,四川大战结束之后仅仅只存在了一小段时间的安宁,随后各种调动各种命令接踵而来。
熊克武虽然并不想参加对湖北的用兵,毕竟这已经没有太多利益可图,可是一方面迫于手下的压力,一方面又迫于执政府的压力,多少还是要做出点动作。
在蔡锷东渡日本之后,几乎南方的军权彻底掌握在吴绍霆一人手里,熊克武更加感到压力的倍增,不得不调遣第二师赶赴重庆,与第七师团会合。
受到熊克武的影响,刘存厚也硬着头皮做出反应,在重庆忙上忙下帮助第七师团筹备军用物资。当韦汝聰上任第七师团时,刘存厚几乎每天都要与韦汝聰见上一面,大放厥词扬言一旦开战,川军将紧随步伐出兵省外。
韦汝聰根本没有多余的功夫理会刘存厚,他肩膀上的压力不小,第七师团三个师将近三万人的编制,人生地不熟需要花大功夫去适应和了解。他也很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,相信七月之前南北第二轮交手就会打响,到时候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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