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不用满洲，认为这是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，毫无民族的、地理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根据。很显然，不仅讨论东北或者满洲，包括讨论西藏、新疆、蒙古和朝鲜，中国和曰本学者思考立场和研究策略往往大相径庭，这无疑告诉我们，文史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，不得不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。”

　　“实际上，早在傅斯年之前，就有学者关注这些问题，19世纪起国内逐渐对西北史地之学、蒙古历史语言之学发生过关注，获得了丰硕成就，并且促使中国传统考据学向国际近代历史学初步转向。但是，真正对于中国周边的近代性历史地理研究，却是稍后在欧洲和日本的东洋学，即所谓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学的刺激下，才较明显地发展起来的。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。”

　　“在那个时代，一些敏感的学者们开始参与到西北地理、辽金蒙元史、域外文献的译读、中亚各种宗教研究等国际性的课题中。就连后来对满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学界，在明治时代起步时，都不得不借重中国人如张穆、何秋涛、李文田的著作。从此，这个新领域的关注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汉族中国，而更重要的在于所谓的西域研究了。”

　　“毕竟，在古代，所谓中国性首先是文化而非种族的。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说：“在古代观念上，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，这个标准，不是血统而是文化。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，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。这里所谓文化，具体言之，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。诸夏是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城市国家之通称，凡非农耕社会，又非城市国家，则不为诸夏而为夷狄。”

　　钱穆先生从文化的重要性来论述中国的合理性。

　　这是引用。

　　也是苏亦的过渡。

　　不管写论文还是演讲，都要有自己的观点。

　　“说到，这里，那么我也想提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和欧洲不同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向边缘弥漫开来的，即使不说三代，从秦汉时代起，车同轨，书同文、行同伦，语言文字、伦理风俗和政治制度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，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，因此，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，并不符合中国历史，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。”

　　实际上，这也不是苏亦自己的观点。

　　这是宅兹中国的原文。

　　“从这点就可以论述曰本学者所谓的满蒙回藏鲜之学，并不合理。这只是一些西方或者反华学者从地方性以及整体性来围攻，中国历史、中国文明与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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