贤臣实理国家。其实所谓的“虚君”思想很早就已经萌芽了。因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,故此代代相传,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,你保不准会养出什么奇葩来,若是君权过大,一旦出个昏君。士大夫想要救国都搭不上手去——出暴君更惨,士大夫也将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。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袭的,只要机构稳定,运转正常,自然能够涤浊扬清,把贤人拱上高位,如此国家便可安泰。
当然啦,一旦官僚机构出点儿问题,士大夫们往往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推举贤人。而是请君主仲裁,就基于这么点儿传统惰性,他们也不会真愿意搞“虚君”那一套。
所以说是勋如崔琰所言“大广臣权而侵君柄,裁削内廷而实外朝”,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,故而新定制度,就连陈群那种彻底的保守派,都只在枝节问题上跟他起龃龉。大方向上并无异言。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,内廷那些都不是官。非自家同类也,只是君主的私人,而一旦内廷权重,君主用私人用顺手了,那什么外戚、宦官都会骤登高位,东汉朝因此而败。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?
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确自己的屁股位置,无人叛逆自身阶级或者阶层,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纷争和动乱了。崔琰同样是士大夫,但他的观点就与是勋截然不同—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是自身阶层的叛逆者——因为儒家讲究君臣父子。天然有序,那么居高位者自当掌权,居下位者只该遵令执行,也便顺理成章。合着不能老爹光主祭祀,表面尊崇,其实儿子们都不听他的话呀,那家族还能管理得好吗?同理,若君主无权,移之于下,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导啊,各说各话,国家还能治理得好吗?
再说了,崔琰如今身在内廷,他当然希望自己这个秘书监掌握实权,而不仅仅只是君主和中书台之间的传声筒啦。
所以才长篇大论地劝谏曹髦,说是勋制定的那一套制度根本上就有差误,长期运行,对国家绝无好处。陛下您如今年纪还轻,只能放任臣子们掌控国家,可你终究是要成年的啊,一旦亲政,结果发现自己手头权力已经被瓜分得七零八碎了,到时候你能够忍么?
我不敢说是勋不忠心,但我不认为他的施政理念完全正确,希望陛下您能够明见我的忠诚,睁大眼睛瞧瞧是勋究竟做了些什么,好寻找机会“拨乱反正”,使国家体制真正走上康庄大道。
曹髦沉吟良久,微微点头:“卿所言亦似有理,然则当如何做耶?即收外朝之权归之内廷耶?”崔琰说您绝不可心急,急必生变——“昔霍光之废昌邑,昌邑果失道耶?其世即多有疑霍光专权陷主者。臣亦不敢云霍光不忠,唯昌邑性急,才入未央便大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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